十九世纪末，二十世纪初，自行车对于身着长衫马褂的帝都子民来说，还是一件稀罕物。其拥有者除了外籍人士，多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弟。据记载，北京最早有关于自行车的文字文献是一首作于宣统元年的《竹枝词》：“臀高肩耸目无斜，大似鞠躬敬有加。噶叭一声人急避，后边来了自行车。”词句晓畅生动，俨然是为清末纨绔子弟绘的一幅速写。
民国初年，京城市面儿上的自行车依旧一水儿西洋货。其中，牌子叫得最响的是英、德两国，“凤头、蓝牌、三枪”当年都曾风光一时。20世纪30年代，随着日本对中国经济侵略与军事侵略的深入，京城内日产自行车逐渐多了起来。
至于国产自行车，正式出现是在二战之后。此前，除“西洋车”、“东洋车”外，京城中真正唱主角，数量最多，牌子最杂的是“自攒车”。说是“自攒”，大半是车行将各国零件重新拼装成整车，冠以国外品牌，再以较低价格贩卖给普通民众。此类自行车质量难有保证，但因价格易于接受，购买者相当多。
二战结束，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人在天津所设的自行车装配厂，改建后生产“中字牌”燕式把“二八”自行车，华北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自行车装配厂出现了。
自行车数量激增，自行车存车处也随之产生，先是以个体经营方式出现，此后政府机构介入，行使起监督管理职责。笔者曾在北京市档案馆见到1947年《北平市政府公用局所辖市场商场存车处管理办法》一份，其间拟定了所存车辆种类、存放地点、存放期限、存取方式及车辆失窃的挂失方法。与五十年代以来的存车方式相类，当时存取车辆亦以存车牌为据，并且严格规定：“无号牌（牌照）之车辆不予存放。”此外，存车人所存的车辆必须于当日规定时间取出，逾期不取，存车处则将车辆号牌号码开单报告管理处，若三日不取既由管理处“转报公用局当核”。
依据此规定，当时开设存车处不但要求经营者身份确定、住址固定，且须两家以上铺保予以保证方可开设。此外，还必须拥有完善的存车设备（存车牌须木质或钢质，存车处必须备有遮阳棚帐）。为净化管理起见，《暂行办法》特别强调存车处经营者不得兼营其他商业，不得代人买卖车辆。
《暂行办法》出台后，自行车存放秩序一度好转，但由于时局混乱，规章难以深入执行，并未得到彻底贯彻。
